江油医生丁兰：我给江青接生 她哭了5个多钟头

　　丁兰是当年延安中央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她刚到医院半年左右，也就是1940年6月底，医院妇产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为即将临产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接生。本文叙述的就是小李讷诞生的前后经过。
　　接受中央安排的“特殊任务”
　　我原名叫刘智，丁兰是我到了延安才取的名字。我191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草坝场的一个富裕家庭，于1932年离川赴沪，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专攻妇产科专业。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医学院，教学实习等均按西方标准，要求甚严。
　　1937年2月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上海“生生”教会医院。早在学习期间，我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是“上海国难救国会”的成员，同时，我还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旅沪同学会”多有联系，一度为该组织负责人李亚群(“文革”前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担任“地下交通”。
　　抗战爆发后，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救护伤员、抗战募捐等活动。其时，在鉴于延安各方面人才尤其是经过正规教育培训的医学人才奇缺，中央有关负责人电令苏北新四军上海地下党在沪物色相关人才设法送往延安。
　　当时我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不久即与另外几名男医生成为首批向延安输送的医疗骨干。到西安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密安排，我们一行人顺利抵达延安。第二年，我即被批准入党，并先后在 “陕西公学”及“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到延安后，我正式改名为丁兰。
　　1939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安排，由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袄负责筹建延安中央医院。11月1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此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最高医疗机构，坐落在宝塔山下延河河畔李家湾。当时条件简陋，名曰“中央医院”，其实不过是一排八孔窑洞而已。医疗设备也很简单，但当年在整个陕北中 央根据地，却是最高级别也是最正规的医院了。
　　当时，整个延安既受过完全的高等医学教育，又有过正规医院临床经验的女性妇科医生，似乎仅我一人，因此，中央医院成立后，一天，我被通知中断在“延安女大”的学习，立即到中央医院任妇科医生。那年，我刚满二十八岁。
　　我到中央医院半年左右，1940年6月底，医院妇产科接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特殊重要任务：为即将临产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接生。
　　中央医院上上下下都把“为江青接生”这事儿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从医院领导到妇产科，立刻都为此紧张忙碌起来，不仅给江青安排了一间独立的专门病房，而且专派一位护士对其“特级护理”。
　　具体执行接生任务的妇产科，成立了以科主任金茂岳大夫为首的一个“接生医疗组”，成员有我以及助产士黎平、护士长龙静娴等。具体接生任务主要由我负责，黎平及龙静娴为我当助手。
　　为保证接生不出意外，在傅连袄院长亲自参与下，预先制订了两套方案：一套为“顺产”，一套为“难产”，都分别研究拟定了很具体、很保险的医疗措施，可谓万无一失。
　　7月上旬，江青住进了中央医院，比预产期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
　　分娩时江青哭喊了五个多小时
　　江青在医院住了十来天，毛泽东抽空来医院看望。江青一见毛泽东，就大闹情绪，一会儿说医院环境不安静，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又说这里不卫生，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等，说着说着，就又哭又闹起来，坚决要回杨家岭去。
　　毛泽东没有办法，又不知详情，就找金茂岳和我了解情况。金茂岳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说，延河每年8月前后都要涨水，如果恰遇涨大水时江青要分娩，一时过不了河，而我们也不能过去，那怎么办?这是很冒险的事，因此建议说服江青最好不回杨家岭，安心留在医院待产。
　　毛泽东又转头问我，我当然支持金茂岳的意见。
　　几个人回到病房，江青还在闹着要回杨家岭，毛泽东就有些生气地对她说：“进了医院，就必须听医院的意见，谁说的都不能作数，连我说了的也不算数。”稍停又郑重地对江青说：“延河每年夏天都要泛滥，万一临产过不了河，那可就太危险了。”
　　我送毛泽东出门，毛泽东回头有些歉意地说：“江青的脾气，一向讨人嫌。”又再三交代说：“如果她再提些无理要求，你们千万不要理睬她。”
　　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折腾，1940年8月3日，终于迎来了江青的分娩时刻。
　　我清楚记得，这天早饭后，江青出现了临产症状。10点左右，其产前阵痛开始。本来，这是每个临产女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但江青哪里受得了这番“痛楚”，她一开始就任性地大哭大闹，一声接一声地哭喊叫唤。她这一哭闹，把本来已精心做好各方面准备、严阵以待的接生专家组，也弄得十分紧张。
　　从江青出现临产症状起，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袄就赶到病房来亲自督阵，以保证万无一失。
　　江青的哭闹，傅连袄院长的督阵，让担任此次特殊接生任务“主攻手”的我，承担了极大压力。本来，经多次检查诊断，江青为“顺产”，以我的医疗实践和经验，为一个顺产的产妇接生，简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这天接生的对象是最高领袖的妻子，而江青又极端不配合，院长也亲临现场，这阵势自然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我深知接生过程中绝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否则，不管是对整个中央医院妇产科还是我本人，后果都极其严重。
　　如此，我更加感到今天肩上担子的分量。这天，从江青一有临产症状开始，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没敢离开一步，整整站守了六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