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梁宋之游的有关史料：
李白《梁园吟》曰：“我浮黄河去京阙， 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 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 对酒遂作梁园歌。… …平头奴子摇大扇， 五月不热疑清秋。”
杜甫《赠李白》诗云：“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
杜甫《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文（一作吹）台，怀古视平芜。”
《新唐书·杜甫传》载：“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1.李白与杜甫初遇的时间和地点还有些争论。
对于李杜初识，杜甫《赠李白》诗云：“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人们往往根据这首诗来确定李白与杜甫初遇的时间和地点。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云：“天宝三载李白赐金放还，公在东都。……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李白）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见公于东都，当在三五月之间。”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附《李白杜甫年表》说：“天宝三年，李白44岁。”“三月出京，经由商州东下，孟夏与杜甫相遇于洛阳。”
1983年第1期《草堂》刊载郁贤皓先生《李杜交游新考》一文指出，杜甫《赠李白》并不能说明李杜相会地点在洛阳，其诗意只是说，二年来客居东都，厌恶都市的机巧。后面又说李白离开朝廷幽居求道，亦有梁宋之游，于是才相会一起去求仙。这显然是游梁宋时的口气，哪有东都相会为迹象？所以，凭此诗而论定李杜初次相会在洛阳，根据是不充分的。
后来郁贤皓又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上发表《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一文，指出李白在天宝年间是否到过洛阳，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郁贤皓引宋人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始太白与杜甫相遇梁宋间，结交欢甚，久乃去。”因此，郁贤皓认为，在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之前，宋人杨天惠关于李杜初遇的地点是梁宋这个说法不能轻易否定。
2.“梁宋”一词，学界一直认为是指两个地方，梁指开封，宋指商丘。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梁宋”就是指当时的宋州，并不包括开封。
这可以从隋唐时代的诗文典籍中得到证明。唐代的宋州，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周朝时为宋国，汉魏时为梁国。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改为梁郡，至隋代开皇十六年（596）始称为宋州，但不久又复称为梁郡。
《隋书·地理志》记载：“宋城，旧曰睢阳，置梁郡。开皇初年，郡废。开皇十六年置宋州，开皇十八年原睢阳县改为宋城县，大业初年改置梁郡。”唐朝初年，复改梁郡为宋州，后来也称宋州睢阳郡。《新唐书·地理志》载：“宋州睢阳郡，本梁郡，天宝元年更名。”由于商丘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宋国、梁国、梁郡、宋州，所以在唐代时被人称为“梁宋”。至于今天的开封，唐代称汴州陈留郡，实与“梁宋”无关。
3.杜甫《遣怀》诗中“气酣登吹台”一句，《全唐诗》在“吹”字后夹注云：“一作文”。现通行本皆作“登吹台”，实为“登文台”之误。
其主要理由是，《遣怀》一诗是杜甫在夔州时对壮年时期宋州之游的回忆。诗一开始就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诗的中间也是写宋州都会形胜、风俗民情，以及与高适、李白的交游，但“气酣登吹台”一句所写“吹台”却不在宋州，而在古之大梁的汴州，这与全诗内容殊不相合。而且诗中“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已去，雁鶩空相呼”四句，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前两句写登临怀古，后两句写怀古的内容。若是登汴州“吹台”，与芒砀山、梁苑雁池相隔数百里之遥，其登高之处与怀古之意也极不相合。若是“登文台”，则上述扞格悖理之处尽可消释。
4.《新唐书·杜甫传》关于杜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的记载不可信。
北宋蔡绦（tāo滔）《西清诗话》云：“《唐书·杜甫传》云，甫与李白、高适，同登吹台，慨然莫测也。质之少陵《昔游》诗‘昔者与高李，同登单父台’，则知非吹台。三人皆词宗，果登吹台，岂无雄词杰唱邪？”
杜玉俭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上也撰文指出，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人确实未曾一同登过开封的吹台。这是因为汴州虽然在早期存有吹台、蓬池以及夷门等古迹，但经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bēn）围大梁引水灌城后，古大梁就变成一片废墟，之后长期未能恢复原貌。后再经两晋、北朝丧乱，吹台遗迹损毁严重，初唐时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