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油人郑褚的一篇回乡见闻流传颇广，他的结论明确而清晰，在统一市场条件下，中国已经不需要内陆的制造业，内陆经济只能成为政府依附型经济。这的确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
但另一方面，内陆也确实有表现抢眼的城市，成都即是典型。郑褚文章中提到的绵阳市乃至下属的江油、北川，自身的造血能力都已经很弱，但为何成都仍在“新一线城市”上高歌猛进呢?
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解释——四川省把所有资源都给了成都，是成都的“吸血效应”让四川省其他城市发展不起来，形成了成都的“一城独大”。然而，要细究起来，要“吸血”具体用什么方式呢?无非是全省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在成都而非其他地区。
但我们查看2007年和2017年这两年的统计数据，却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从2007年到2017年，成都GDP占四川省的比重从31.6%提升到37.6%，而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占四川省的比重却从41%下降到29.3%。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成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倍，而四川省全省增长了4.5倍。换言之，在四川省的投资大盘中，成都的比例并没有升高，在过去十年中，成都反而成为四川全省对投资依赖相对较低的城市。
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其实是四川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省内出现“分化”的结果，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不靠海的“沿海”，而四川省其他地区才是真正的内陆。
原文标题：一文读懂内地赶不上沿海的秘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文/郑褚
2016年春天，我和朋友驾车从成都出发，经贵州、广西，花三天时间到达广州。这一趟横穿中国西南腹地的旅行，让我发现，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蛋糕，那么繁荣的珠三角只是蛋糕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奶油而已。
连绵不断的居民区、星罗密布的工厂，以及建在郊区的大型商超、车行等汽车时代的特征，都要进入肇庆甚至佛山境内才开始涌现。
这时候，穿越漫长山区和田野的无聊会转化成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振奋乐观，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城市化会由沿海地区向内地缓慢推进。
沿海与内地的区别只是时间问题，后者晚起步一二十年而已，低生产率和人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会自然而然的从沿海向内地溢出，所有在沿海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机会从东向西，由南至北，在内地重来一遍。
然而在此请先记住我的结论：在长三角珠三角发生的这一切，也许永远不会在内地发生，沿海和内陆的命运早就已经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方向。
01
水泥钢筋现代化
我过去三年都没有在四川老家过春节，今年回去，第一个感觉是“变化巨大”。
以我爸妈生活的小县级市江油市为例，新城区的面积是老城的一半大小，碧桂园和恒大都在郊区建了超级大盘，宝龙集团在新区建了一个据说是全地级市范围内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去年刚刚开始营业。
除此之外，还有绵阳市的新机场、以及据说是西部最大的游乐场等大型在建项目都在江油境内，这也使得本市的房价从两年前的3000多块，飙升到了五千以上，一些新盘的认购价已经接近七千。
买了房子的自然是欢天喜地，在家庭饭局上，亲戚们都认为，由于本市还有一半的人口没有进入城市，以及附近两个农业县对本市的强烈认同，江油会有新一波的人口涌入，房价将会进一步抬高。
这种乐观当然不是江油独有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为自己的房价和未来发展感到乐观，在上面一级的地级市绵阳市，过去两年的房价几乎也有一倍的涨幅，本地电台鼓吹多年的“房价过万”终于实现了，较好的新小区楼面价已经在一万二以上。
不过绵阳市的房价逻辑并不完全因为基建或者“城市升级”，而是本市津津乐道的“（中学）教育强市”，人们相信本市中学的强烈吸引力，认为甚至陕西甘肃云南的很多人都为了子女上中学，正在迁入本地，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
变化的不仅是房价，几年内现代化大型商超新开了不少，餐饮也琳琅满目，日料和潮汕牛肉火锅不仅常见，而且都有了相当正宗的店，ZARA、汉堡王等过去认为大城市才有的商业也已经在这个城市扎根。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打算引进网红品牌喜茶，说完以后他问我，“你觉得现在我们这里和广州的消费档次区别大吗？”我说除了还没有奢侈品专卖店，区别真的不大，朋友立刻纠正我，其实本地的奢侈品消费已经相当流行了，完全应该支撑得起专卖店的流量。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其他“回乡见闻”必然谈及的，此外要谈及家乡的现代面貌，不吹一下高铁也不合时宜，江油市可能是中国唯一拥有三个高铁站的县级市，再加上正在建造的机场，堪称基建竞争的大赢家。
实际上，借助高铁，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实现了一天之内跨越四川四个城市的旅行，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停留，而且横跨了川南川北。
在不断生长的钢筋水泥面前，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由于小城市房价更低、生活成本更低，也难怪有人喊出了“中国内地生活水平已接近美国”的口号。
02
农村的幸福门槛
回家第二天，我和太太来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小镇，小镇并没有和城市一样蓬勃生长的新区与商品房，可见的主要变化是楼房多了，以及镇上几乎每个家庭都普及了汽车。
不到内地乡镇，你可能不会知道有这么多销量惊人、价格炸裂的中国品牌SUV，作为一个汽车爱好者，很多车连我都是第一次看见实物。奔腾、宝骏、力帆、北汽幻速、众泰、金杯、瑞风、昌河的SUV阵营涵盖了农村家庭的主要购车范围。
这些车的共同特点是：适应农村路况、体型较大能装、加保险在内的全套购车成本可以控制在10万以内，一般不超过8万。原以为会通杀四方的哈弗H6、传祺GS4、吉利博越，反而因为售价较高，在镇里难得一见。
我们两个人站在我表哥的楼顶，我告诉我太太，建造这栋体型庞大、设计极端随意的楼房花费了50多万元，在它修建的时候，同样的钱可以去江油买两套小户型，于是她问我，“这钱为什么不去江油买楼等升值呢？”
实际上，周边大大小小的农民自建小楼，成本都在30万以上，这笔钱两三年前拿到江油去，都可以买一套房。城里的房子有机会升值，而且方便出租，但乡镇的房子只会慢慢贬值，租也不容易租出去，而且租价极低，看起来是非常不划算的选择，但农民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宅基地划拨来之不易，一旦获得了批准，必须建房把它占起来才能放心。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城市买房，后续的城市生活成本始终较高，而在农村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让自己和子女结婚都有了住处，再买上一辆车，基本上算是农村生活的stage通关了，用我太太的话说，就是“余生可以躺着活了”。
由于退耕还林，我老家乡镇周围的农民，大多数都只维持很少的土地，留在本地生活的以老年人为主。农村“新农保”覆盖率极高，再加上本地大多数人都有失地农民补贴，因此很多普通农民在60岁以后可以领到一千元以上的社保，一对夫妻就是两千多元，这笔收入在城市不够用，但在农村却是足够。
我们算了一下，原来在老家小镇，“躺着生活”的门槛就是30万元的建房成本+10万元购车成本，40万元即可人生通关安享晚年，还挺让人羡慕的。
不过，40万元在乡镇和农村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年轻人如果出门打工积攒这40万，即使每年存3万元（也就是每个月积攒2500元），存够这笔钱也要十年以上。
而要留在本地实现这笔积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镇上极少有工作岗位，在手机店和小饭馆当个营业员，一个月都只有一千多块钱，看统计数据的话，绵阳市2017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752元。
所以，镇上的“平均建房年龄”，比城市的“平均购房年龄”要大得多，这些小楼的房主年龄基本都在中年以上，某种程度上，能住进镇上这种小楼，实现“有房有车”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本地农村的“成功者”。
这么一看，“躺着生活”离普通农村人，其实又仍然很远。
而且，躺着生活也没有那么丰满，我本来以为，家家户户有车会让本镇开五菱宏光跑客运这门生意消失，然而并没有，买了车不等于实现汽车代步，因为油费对普通人来说太贵了。
例如到临近的江油市往返一趟，自己开车的话，差不多需要50元油费，而搭车只需要20元，因此很多人的私家车只有在全家出行或者去不方便搭车的地方才会使用。
镇上真正实现了汽车代步的是公务员和教师等“国家单位人员”。一对有一定工作年限的教师夫妇，如果算上住房公积金，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去年北川县教师的年终奖是每人三万元，公务员则为五万元）。
这些家庭的汽车选择也截然不同，基本上都是合资品牌，车价分布在15至20万元之间。当然，他们也不算彻底的本镇居民，一个乡镇的教师或者公务员即使还没有在江油市或绵阳市买房，到结婚的时候也一定会买，“进城”这件事在获得公职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为什么乡镇的公职人员可以实现“城市化”而农民不可以，归根结底还是收入水平。一个农民即使攒够一套全款的钱，也难以负担后续的城市生活成本，只能留在本地盖楼、买车，“躺着生活”实际上是选择低收入低开销模式。
03
内地的商业机会
如果说乡镇的“成功”门槛是40万，那么在绵阳的门槛是多少？
每个城市都流传着“本地有钱人众多，豪车如云”的都市传说，绵阳当然也不例外。
人们一般说的“豪车”是以品牌而非价格划分，例如丰田汉兰达、本田冠道，没有人认为属于豪车范畴，但与它们实际价格差不多的宝马X1或奥迪A4则算是入门豪车。以这个标准来看，绵阳的“豪车”普及度确实颇高，我的不少朋友都已实现了豪车代步。
但把豪车等于车主有钱，则极大的高估了豪车的含金量。豪车对广东人而言，属于汽车方面很普通的选择之一，并不具备什么人生意义。
但豪车在内地的意义非常重大，开上BBA和买房一样，是小有成就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在竞争游戏中通关的证明，如果一个人如果已经有了一套房，没有太大的还贷压力，每年又有个十几二十万的收入，就要开始动心思按揭一辆宝马3系，“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实际上，有房有车的成功只是阶段性的，在绵阳我和几个发小吃饭，饭桌上除了一对中学教师夫妻和一位某支行副行长，另外两位开上了“豪车”的朋友都想跟我聊聊创业。
其中一位08年以后开始搞基建，高峰时期每年有一百多万的利润，几年前公司效益好的时候给家里买了三套房，给自己买了卡宴，老婆也开上了奔驰，但近几年基建潮退，过去两年基本没有收入，手头不剩多少余钱，公司也正在办注销。
另外一位在公路设计院（私企）工作的朋友，08年就开始月入两万，但收入已经十年没有增长，本地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目前觉得生活逐渐吃力，主要年纪大了熬夜画图日渐吃力，也觉得必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不能再这么手停口停。
跟汉堡王、ZARA一起出现的，是快速上涨的消费水平。买卡宴的朋友说，原本以为挣个千把万就足够在这个城市安度晚年，结果一千万没挣到，物价却越来越高，比如子女读书，不管上公立私立，一年三五万总是免不了，而日常消费，喝茶泡吧吃火锅，包括停车费，都基本不比成都低。
物价升高的同时，收入却并没有同步提升，十年前一个本地饭馆帮工的月薪是不到两千，现在则是两千多块，十年增长了几百块而已。最能体现收入的是房租，一千五左右就能租到市中心的大两房，也跟五年前基本毫无变化。
过去十年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一起增长的只有政府雇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十年前本地普通教师的退休工资是三千左右，与私营企业的工作一两年的本科应届生持平，但今天私企里的本科生仍然拿着三千都的工资，但一个2018年退休的小学教师，退休金可以拿到7000以上。
当你和一个绵阳生意人讨论创业，很多人的第一句话是“要挣钱就要搞好政府关系，挣政府的钱”——大概这才是内地和沿海最明显的区别。
这倒不是因为本地生意人崇拜权力，而是如果不跟政府玩，你剩下的空间非常小。
发达的物流业已经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市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落后产能被迅速淘汰，比如，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内地的服装鞋帽玩具厂了，有长三角珠三角就够了。
除了已经做到上市或接近上市规模的化工、医药、食品加工等中大型企业，内地普通的民营企业已经很难再出头做大，2017年A股申报上市的388家企业，有270家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整个四川只有9家。
手机，电器，化妆品、箱包、五金，甚至家具……它们的生产都越来越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唯一能参与的事情是购买和分发。
商品推荐APP“盖得排行”在2017年做过一项统计，他们的900多个商品排行榜中，推荐消费者购买的中国品牌有1633个，其中1348个品牌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只有285个品牌属于内地省份。仅广东一省，就有469个被推荐品牌，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消费品类，被推荐品牌最多的内地省份是四川省，只有39个品牌。
一家行业头部公司并不仅仅只代表它自己，它的背后还有上下游产业集群。绝大多数生产企业的头部公司位于沿海地区，意味着这些行业的配套产业、供应链、工业物流等发展和就业机会也都不在内地。
而互联网新经济的生产比传统经济更加集中，例如互联网广告的产业规模是3500亿，绝大部分被北京、深圳、杭州三个城市瓜分；游戏是一个2000亿的产业，但同样只要广州深圳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就基本瓜分了全国市场。
对普通小微企业来说，内地只剩下两个生意：1，餐饮或本地服务。2，从政府分钱，或者依托政府权力寻租的生意（赌博机、洗浴中心等）。但是餐饮呢，据非正式统计，餐饮企业年换手率超过三成，也就是平均一家餐厅只能开三年多就破产了。
所以你不能不理解为什么内地对“稳定”（其实也就是过去的“铁饭碗”）有那种变态的热衷，因为体制外确实没什么机会和空间。
还是说回我开卡宴的朋友，他现在有点后悔当初错过考公务员的机会，打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只好重操旧业，先找个4S店去做做销售。
04
政府依附型经济
内地在生产上变得不再被需要的后果是，过去几年所有内地省份的财政收入都无法承担财政开销，需要划拨沿海地区的收入补血。
在财政上，整个内地都在变成负资产，而且这种趋势不会发生反转。
那么GDP是谁创造的？
以我老家所在的绵阳市北川县为例，北川县2017年GDP是50亿，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4.51亿，而政府支出是24.45亿。对比地震前的2007年，北川的GDP增长了4倍，而政府支出增长了8倍。
整个绵阳市2017年的GDP是2075亿，政府的公共预算收入是111亿，支出是416亿。跟2007年比较，绵阳的GDP增长了3倍，政府支出增长了4倍，此外还增加了约200亿地方债。
如果拿绵阳和我生活的广州市番禺区做个对比，2017年番禺区的GDP和绵阳差不多，也是2000亿，番禺的政府公共预算收入是141亿，高于绵阳的111亿，但番禺的公共预算支出是133亿，远低于绵阳的416亿。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内地特色：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进入体制内，你就能够参与分蛋糕。如果你在体制外，最有价值的方向也是参与分体制内的大蛋糕，这也就难怪生意人眼中本地最主要是生意就是“挣政府的钱”——零八年以来大量涌现的本地新富，主要是因为抢到了政府的基建蛋糕，政府工程的钱太容易挣，扣除关系和行贿成本，两台挖掘机一年也可以挣一两百万。
这就是我所谓的“政府依附性经济”，即本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围绕政府支出展开的，政府开支带来的增长只惠及少数人，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消费力上升则可以缔造虚假繁荣，由此产生由基础建设和投资拉动的“钢筋水泥现代化”与民间的低收入、高失业率并存。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基建和政府雇员的消费，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最有代表性的是政府倾力打造的经济开发区，本地的经济开发区到处破产企业，银行的朋友说，这里面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因为政府扶持而存在的，一旦拿到贷款或者补贴，企业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政府依附型经济本身也是自我加强的，地方政府发现，花更高的成本供养更多的人，搞更多的基建（争当“基建狂魔”），才能在转移支付中分到更多的钱。
去年四川推出了新的行政和事业单位退休工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未来几年后退休的普通乡镇公务员或小学教师，都可以拿到每月上万元的退休金——这个政策最后因没有得到同等利益的已退休人员的强烈抗议而中止。
不过我觉得，内地变成政府依附性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变成纯粹的财政负资产，而是在未来的经济分工中，彻底失去参与的机会。
那么也就是民间经济像东北一样沦陷，而政府开销则不受影响，甚至越来越高，以维持GDP数字。
05
沿海与内地
如果内地的坠落是必然的，然后沿海会不会受其拖累呢？
我认为内地的坠落并不必然拖累沿海，相反，沿海作为最后的税收奶牛，会得到最多的发展机会和政策资源，因为这些地方垮了就什么都没了。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开土地，保护私产，开放金融和通信，一切皆有可能，必须得让沿海挣钱，才能养活中国。
除了经济状况的撕裂，未来内地和沿海可能会因为这些原因，产生其他方面的差异。
其实，如果解开户籍和土地制度这一对锁链，内地的未来也未必悲观，内地人可以自由的往沿海移民，而越来越变得地广人稀的内地，土地可以被资本集中，产生出巨大的价值。
